这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：一边是重病垂危的母亲和濒临破碎的家庭，一边是明确的厂规和模糊的法律红线。在生存本能与道德律令的撕扯下，这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、法律意识淡薄的年轻女工，最终走向了深渊。

    卷宗记载，1998年10月23日晚，阮小芬利用夜班清点物料的机会，潜入技术科资料室，试图抄录关键参数时，被早已埋伏的厂保卫科人员当场抓获。人赃并获，证据确凿。厂方初步定性为“利用职务便利窃取核心技术秘密”，并考虑以“侵犯商业秘密罪”移送公安机关。消息传开，舆论哗然，昔日沉默寡言的“技术能手”瞬间沦为千夫所指的“工业间谍”。

    在拘留审查期间，阮小芬在厂保卫科隔离室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。据当时看守人员回忆，她“没有哭喊，只是呆呆地坐着，眼神像死了一样”。次日凌晨，她利用上厕所的间隙，挣脱看管，爬上了厂区那座高达三十五米的废弃水塔。

    清晨，有早起的工人发现她站在塔顶边缘，单薄的工作服在秋风中猎猎作响。有人惊呼，有人试图劝说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在闻讯赶来的厂领导和保卫干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个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没多久的姑娘，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，纵身跃下。

    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手腕内侧有数道深浅不一的陈旧性划痕。法医推断，其生前长期处于极度抑郁和焦虑状态。

    阮小芬案，最终以“意外坠落”草草结案，未追究任何人的管理责任。它如同投入湖面的一粒小石子，仅在红星厂泛起几圈涟漪，便迅速湮灭在更大的下岗潮喧嚣中。没有人记得，她曾用那双灵巧的手，织出过全厂最漂亮的雪纺缎。

    这段文字，曾经让楚砚溪久久无语。

    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，阮小芬这一个女工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，可是书中作者却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，并在故事的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。

    ——阮小芬之死，到底是个人的悲剧，还是时代的悲剧？

    ——普通人遇到时代巨大变革，到底应该何去何从？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宿舍那扇吱呀作响、漆皮脱落的木门被推开了。一个穿着半旧不新、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利落短发、面容清俊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。

    “大家静一静，”男人的声音温和，带着一种试图安抚人心的努力，但掩不住一丝疲惫，“厂工会要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与家庭情况，请大家到我这里登记一下。”

    楚砚溪的目光与他在空中相遇。

    陆哲，厂工会的干事。

    两人的视线一触即分，但都辨认出了对方。陆哲眼中闪过一丝欣喜，那是异乡遇故知的愉悦；楚砚溪那双略带些冷灰色的眸子也亮了亮，厂工会干事？陆哲这个身份挺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