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一番话有理有据，既给了阮家父子台阶下，又表明了组织的态度，将“放弃治疗”这个选项彻底堵死。

    阮大成张了张嘴，在陆哲平静却坚定的目光和楚砚溪冰冷的注视下，最终悻悻地嘟囔了一句：“……反正家里是没钱了。”便不再说话。

    两个继兄也讪讪地别开了脸。

    第一次有人如此为自己和母亲抗争，阮小芬一直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，强忍的委屈、无助和刚才据理力争的激动混杂在一起，化为决堤的泪水。她再也忍不住，捂住脸，失声痛哭起来，瘦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

    楚砚溪默默递过去一张干净的手帕纸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背。陆哲则继续和阮大成沟通着申请补助的具体流程，将空间留给了两个女孩。

    离开医院时，阮小芬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，她送楚砚溪和陆哲到病房门口，眼睛红肿，但眼神里多了几分感激和一丝微弱的光亮。

    “小溪，陆干事……谢谢你们。”她哽咽着说。

    “别怕，有事就来找我们。”楚砚溪言简意赅。

    回厂的路上，楚砚溪和陆哲都沉默着。医院里的那一幕，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阮小芬的绝望源头。那个家，对于她而言，不仅无法提供支撑，反而是冰冷的负担和压力的来源。母亲是她唯一的情感寄托，也是她无法挣脱的枷锁。

    陆哲打破沉默，眉头紧锁：“必须尽快解决钱的问题，工会的补助是杯水车薪啊。”

    楚砚溪点头：“嗯，我也会多和阮小芬接近。她的继父和哥哥靠不住，娘家人也早就没了来往，她现在只能依靠组织和我们了。”

    从医院出来，楚砚溪回到了这个世界的“家”——纺织厂老旧筒子楼里那个拥挤的两居室。

    家里的气氛比医院好不了多少。

    父亲楚建国坐在小凳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香烟，眉头拧成了疙瘩，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母亲王桂芬则在一旁不停地絮叨，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和怨气。

    “听说了吗？三车间的老刘，八级电工啊，这次名单上也有他！说是45岁以上的，一刀切！你说这算什么事儿？干了一辈子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？”

    “咱们家可就指望你那点工资了。溪溪刚进厂没几个钱，要是你下了岗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……”

    “小溪啊，你爸老实巴交一辈子，也不会来事儿，你，你在厂里机灵点，看看能不能找找车间主任，哪怕送点东西，千万别让你爸下岗啊……”

    楚砚溪默默地吃着饭菜，听着母亲的絮叨和父亲沉重的叹息。